王笛看来,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,关键在于“该领域”。“让历史写得生动活泼、有血有肉,一定要有人物的塑造。”他说,过去的历史学以研究帝王、思想家等为主,而占据时代“大多数”的普通人,在史书上留下的篇幅极少。这造成了传统历史学的盲区。王笛倡导历史学家应该眼光向下,历史研究要将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并重。王笛称,在文学作品中,该领域,像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,都从个体的命运入手讲述故事,“哪怕后面你有波澜壮阔的史诗,不过也要有个体的人”。” 那么,文学性是否会消解历史的真实?对于历史真实,王笛给出了冷静的分析:“实际上,任何一个朝代留下来的资料都是非常有限的,而今天我们在做历史写作的时候,只能依靠不到1%的资料来写历史。” “实际上,任何历史写作,我觉得都是一种再创造。”他指出,为了让碎片化的历史变得连贯,面对1%的历史资料时,历史学家需要加入自己的理解,进行合理的组合,填补史料的断裂与空白。在王笛看来,文学家们也可以用细腻的笔触写下最鲜活、最真实的民间历史,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乡土、李劼人记录的成都茶馆、沙汀书写的川西平原。“这些文学家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录,这对我们以后研究历史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借鉴。这时,历史与文学已经难以分开了。 有现场观众提及最近热映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。王笛表示,这部电影就有非常鲜明的历史性。时借鉴了侨批资料,而且导演拍电影本身,本质上就是在写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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